融资租赁业作为连接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纽带,助推了产融结合加速发展。作为一种融资工具,融资租赁天然具有融资与融物的属性,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

    2018年,融资租赁总资产规模已经超过6万亿元。这一蓬勃生长的业态正逐渐从金融舞台的边缘向中心靠拢,成长为众多金融业态里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众多融资租赁公司也日渐呈现专业化、差异化,租赁的资产管理的属性也得到逐渐夯实。

    从国家政策层面看,支持融资租赁业态发展的利好消息接连不断。《中国制造2025》文件中,鼓励符合条件的制造企业通过贷款和租赁资产证券化来融资。支持重点领域大型制造业企业集团通过融资租赁对设备进行升级。2015年9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下发《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金融租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目前融资租赁行业内级别最高的指导性政策。国务院首次并列表述融资租赁业、金融租赁业,并分别发布了两份指导意见。两份《指导意见》带来的优惠包括,对融资租赁公司设立子公司不设最低注册资金限制,允许开展商业保理业务和允许设立融资租赁产业基金。两份《指导意见》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国家对融资租赁行业的重视。同时,该文件还提出鼓励建筑施工机械、铁路设备等通过融资租赁方式拓展国际市场,鼓励金融租赁公司发挥投资、促销等作用,服务“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在国家战略层面凸显了融资租赁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融资租赁是基于设备的资产融资,本身便是产业资本根据产业市场创造出的一种金融服务方式。融资租赁在扩大投资、促进销售、盘活存量、推动技术改造、缓解债务负担等方面具有增加资产流动性和强化资产管理的功能,能为产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是产融结合的理想工具。

    产融结合总体上可分为“由产到融”和“以融促产”两种形式。目前,国内更多的是“由产到融”,业务基本处于产业投资、股权关联等阶段,以融促产的功能还未充分发挥出来。租赁公司需要改变以往只提供资金的单一发展思路,着力延伸租赁服务链条,为客户提供“制造+服务+金融”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与产业客户共成长。比如,某融资租赁公司正朝着产业链经营业务发展的思路,依靠对细分产业链(全国二手半导体光刻系统)的深刻理解,尝试探索以产品输出、经营性租赁、资产运营、投融管理及项目工程设计业务等为一体的产融投资服务,通过不同板块之间整合协同,提升市场竞争力。

    产融结合有助于处理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在信贷市场上,作为借款方的企业享有信息优势,相比金融机构更了解真实的贷款用途、还款意愿、偿债能力和经营情况等,但是其往往仅提供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而隐瞒不利的信息。这可能使金融机构放弃安全性高的标的,却错误选择资信较差的高风险企业。

    产融结合为双方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的途径。在这一治理结构下,在企业集团的管理与协调下,金融机构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集团成员单位的生产经营状况、资金流向和使用效率,有助于其判断项目的风险性和盈利性,从而克服信息不对称,并建立金融与产业之间有效的资金融通关系,令企业有限的资源配置得到更加合理而有效的配置。

    鉴于产融结合的诸多优点,国内外大型集团纷纷推动产融结合的发展。世界五百强企业中,80%以上的企业成功进行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经营行为。基于国内由产到融的现实,几乎所有大型多元化集团都涉足了金融领域,但是由于实体产业经营特征及各自战略选择的不同,各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模式和路径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别。

    从机构布局来看,大部分企业相对谨慎,产融结合主要扮演服务支持的角色,譬如常见的财务公司,国内已开业逾200家,覆盖能源电力、石油化工、航空航天、汽车等近20个国民经济重要行业。这类布局主要目的是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通过支持并购等促进产业发展,比较典型的包括中石化、宝钢的财务公司及上汽集团的汽车金融公司等。

    此外,部分企业趋向积极布局,将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进行发展,甚至是主要业务板块之一,在股权结构上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金融板块自身也形成较为全面的业务布局,除了为集团本身服务外,也追求独立的发展空间,业绩贡献甚至占据半壁江山。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0年之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2014年中国颁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2018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达到6532亿元,同比增长了20.8%。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尽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要看到自身的不足,例如2018中国集成电路进口突破了3000亿美元,而且这里面很多是高端芯片,中国的存储器、CPU等关键核心芯片、设备和材料仍然与国外存在差距。如何改变这种局面成为了产业界当下的使命,也希望得到资本界的大力支持,共同实现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产融结合是一种非常好的发展方式。

    在经济新常态下,究竟是推进金融去杠杆,还是深化金融服务实体,实际上并非两难,金融空转自然需要抑制,但是金融的首要任务还是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对我国的经济转型而言,产融结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推进有效的产融结合过程中,我们依然面临一些困难,需要切实解决。

    首先,必须正确把握实业、主业与金融板块的关系。国际上成功的产融结合实践都离不开良好的实业经营状况和稳定的现金流,如通用电气多元化业务提供的产业基础及巨额自由现金流。也正是基于切实的产业基础,确定合适的产融路径,才能实现成功的产融战略。否则,过度发展的金融如果超越实业部门所能承受的风险,产融结合也将面临困境,如21世纪以来通用电气金融过度发展,资产占比集团甚至超过80%,最终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业务重组。因此,只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域发展,才能重返产融紧密结合之路。

    其次,产融结合需要适度的门槛。目前来看,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大型企业更可能推动有效的产融结合。基于主业涉及较大的规模和较广的领域,其投融资需求及其他金融服务需求更旺盛,也更具有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价值。同时,这类企业才会具有充足盈余或现金流,从而在资金、品牌、信用等方面支持金融业务的启动与开展。

    第三、直租模式将会是产融结合的突破口。整体来看,大部份融资租赁公司目前的业务模式主要以售后回租为主,直接租赁、经营性租赁的占比较低。单就盈利模式来看,回租与银行传统信贷更为相似,主要赚取利差收益,很容易形成投放规模,不需要设计复杂的交易结构。但以“放贷”为单一模式的租赁产品,其“类信贷”特点突出,会导致整个融资租赁行业逐渐沦为银行信用的简单补充单元。因此,融资租赁公司应综合运用各种租赁模式,真正发挥融资租赁在扩大投资生产、促进产品销售、节税、盘活存量、推动技术改造、缓解债务负担等增加资产流动性和强化资产管理的功能,才能更好地服务企业需求,有力地促进产融结合。

    最后,产融结合需要加强监管。从企业集团层面,产融结合存在更大的资本重复计算和关联交易风险,监管不到位有可能对金融体系等造成巨大冲击。从宏观监管层面来看,完善协同监管机制迫在眉睫。基于国内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我国可以逐步完善主监管制度,并强化金融监管的部际协调机制,确保及时掌握综合的相关信息,从而实现协同监管与无缝对接。

    产融结合可以看到是社会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客观要求,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助推企业二次飞跃,实现规模经济,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产融结合的好处,既保持了企业传统业务的增长,又能让企业布局新市场,培育新业务,以资本驱动产业,以产业支撑资本,做到产业和资本的完美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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